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召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

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梦想，还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做出哪些努力？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关问题，本期栏目对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燕继荣进行了专访。

国家治理就是要解决中国特有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记者：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治理情况存在很大差别，您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是什么？

燕继荣：集中治理还是分而治之，政党主导还是社团驱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不同的治理方式。既然讲治理，关键看效果，而不是治理方式。

一个良善治理的国家应当是这样的，而且是必须具备的：富有领导力的政党凭借其不断的创意能力引领社会；有效的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和信用保障；所有企业和经济组织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具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和贡献；每个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公益活动中来，贡献自己的爱心。总之，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要素得到有效整合，各司其职，共同承担社会功能，实现有效治理。

关于“治理”中具有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属性、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等，就是指针对中国特有的问题来治理。国家治理就是中国的话语，不是要跟西方比概念有多创新，而是要解决中国特有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记者：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绩效？

燕继荣：在过去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双边发展状况。一方面，国家的力量在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的能力也在提升。国家力量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家实力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社会能力的提升表现为：民间力量在发展、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社会参与扩大等。

中国的发展进步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治理变革。深入分析，中国治理变革来自于几种不同的驱动力：首先是目标驱动：执政党设定了远大理想，以及具体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断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这种目标管理方式，不仅成为执政的合法基础，而且成为继续执政的承诺。把目标作为自己行为的要求和标准，把承诺转化为自己的行动，驱动执政党“永不懈怠”，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其次是危机驱动：问题和挑战、麻烦和压力倒逼改革，危机意识不断激发执政党和政府去改善治理。第三是民意驱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成为党和政府尊重民意、敬畏民意的思想根源，因此，民众意见强烈的问题，通常要被提上改革的议程。

党中央制定了“两个百年”的目标，提出“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危机意识，主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贫困治理、环境治理等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绩效。

中国治理变革不仅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那么，社会力量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有如下几种：首先是温饱生活之后的社会需求驱动。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所说，基本的生理需求和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更希望过一种安全的生活，进而对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产生更多的要求。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生活富裕之后，人们愿意结成“驴友”去旅游。第二是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需求驱动。慈爱之心，人皆有之。互助合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慈善组织当中，把兴趣型组织转化为公益型组织，进而转化为参与型组织，这是社会发展的常见现象。第三是社会参与需求驱动。集体归属感激发社会交往需求，进而催生社会参与组织和活动。社会流动下人们普遍存在的“异在感”，更多激发社会参与行为。第四是社会利益诉求驱动。

政治学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新理论强调，摆脱零和博弈、形成良好互动，实现合作共赢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认为，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改革之路说明了这个观点的可行性，希望未来中国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之路能够为这个理论提供一个完整的案例。

中国的制度体系在集聚力量、发挥国家整体效应等方面具有明显功效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

燕继荣：我们都知道，中国能办大事，也办了好多别人办不了的大事。比如，实施西部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全国性的战略计划，建设港珠澳大桥等重大的国家工程，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的国际活动，开展新农村建设等全国性的重大工作，实施全国干部统一调配等全国性的组织机制，等等。对于一个需要追求高效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大事，换做其他国家，确实难以想象。

为什么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认为有两个要素或者说两个制度安排值得关注。一个是国家结构体制，另一个是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前一个制度安排赋予中央政府以较大的权力，得以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全国一盘棋”式的治理；后一个制度安排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并且不仅赋予它在思想、组织、人事、财政、决策等方面的全面领导权力，而且也保障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体系对这种领导权力的协同支持。

总体考察，中国拥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有效的中央协调系统。这样的制度体系在集聚力量、发挥国家整体效应、促进政府积极作为、实现国家集体意志方面，具有明显功效。

记者：中国对于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这种连续性的意义在哪里？

燕继荣：谋求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是任何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要建设和发展，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方向和合理的目标，然后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通过持续不断的政策供给，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努力和政策实施，不能因为外力的干扰而夭折，更不应由于内部的纷争而间断，也不该因为决策失误而偏离航向。

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实当中，许多国家的发展出现重大问题而陷入困境，如果不是外力介入而受到打击，就是内部不和而政局动荡、政策难以持续，或者政策严重失误，不切实际，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的制度安排支持共产党长期执政，这有助于保持执政党政策的连续性，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国家方针政策走向始终处在正确的方向。

记者：您曾经讲，国家必须不能随着发展而分裂解体，这就需要一种高度整合的力量，一种“黏合剂”，来促使公众形成国家认同。那么，对中国来说，这种“黏合剂”都有哪些？中国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的？

燕继荣：简单地说，国家内部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发展的力量，一种是治理的力量。政治学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助于理解这两种力量的存在及其关系。“社会”由个体、团体、组织或机构等行为主体组成，这些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促成了国家的发展变化；而“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化身，代表了一种整合的力量，通过多种“治理”方式和手段，使社会行为所带来的诸种发展变化被规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国家作为整合力量，其整合性力量可以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果把军队、警察等强制力称之为“硬实力”，那么，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社会经济联系等因素，就可以看作是“软实力”。“软实力”也可以被视为国家统一的“黏合剂”，它可以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联合起来，弥合发展所造成的裂缝，使国家的制度和行为更有“弹性”和“吸附力”。

实际上，构成国家整合力量的要素很多，包括物理要素，如交通和网络联系；社会要素，如血缘关系、种族联系等社会关系；制度要素，如宪法和政治、法律制度；经济要素，如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文化要素，包括语言文字、意识形态等。凭借这些要素及其作用，人们形成利益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政治认同，基于这些认同，最终形成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必须建立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悠久，很早就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在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中，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交往、广泛的经济联系、统一的政治行政司法体制等，作为“黏合剂”，在共同经历重大危机、重大灾难、重大事件的过程中，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社会中的个体性要素产生共同体意识，形成向心力，在政治制度安排的框架之下形成国家认同。

提升执政党的领导力，这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记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一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梦想，还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做出哪些努力？

燕继荣：党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小康梦”，一个“强国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定力”。我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心和毅力就是我们的定力。“强国梦”的实现需要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国家治理改革需要确立一种新理念：从现实问题出发，补上短板；寻求可治理的发展，或优质治理的发展，完善发展战略；如果要比较，主要不是和别人比优越，而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看看是否有进步有改善。

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针对既有的短板和不足，在未来30年，我们还需要整体上扩大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即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把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纳入到体系中来，让他们广泛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更好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人民群众的难题，对群众的需求做出及时回应；提高各个治理体系的协同性，克服治理过程中条条块块的管理体系造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增强各种机构的协同合作能力；增加治理过程的透明性，加强依法而治的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主导者，国家治理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紧密相连，因此，提升执政党的领导力，这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嘉宾简介：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联合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王雅婧）